华夏时报记者张智北京报道御龙优配
在当前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，内需正勇挑经济增长大梁。
不过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秦聪注意到，当前我国面临财政收入下滑的局面，这意味着更需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得好、花得准。
“我国已经实施了近二十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政策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趋势，其中，我国长期以投资为政策着力点，投资带来的收益正在逐渐下行，当前或到了以消费为转型的时期。”秦聪表示。
对此，财科院原院长刘尚希表示，投资和消费不能分开考虑，特别是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要形成合力。
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体现在支出上，支出则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支出扩张。只有地方支出扩张，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、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变成现实。但从1—4月份的数据看，中央支出扩大了9%，但是地方支出的增长为3.9%，显然地方支出扩张力度远远不如中央支出扩张的力度。地方财政行为上扩张的力度不够，还需要进一步体制改革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。”5月24日，刘尚希在CMF论坛上对包括《华夏时报》在内的记者表示。
地方财政扩张力度仍不足
在过去，我国基建全球闻名。
数据显示，我国基础设施总里程占到全球的2/3，其中中国高速公路占到全球高速公路总里程的45%御龙优配，中国地铁占到全球地铁总里程的13%以上，5G基站占到全球的60%多。
不过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部分投资项目，比如中西部地区的机场和高速公路，由于客流量的问题无法覆盖达到盈亏点，从而产生亏损，这在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现状下不适于重点发力。
也因此，近年来，我国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将消费放在了重要位置上。
刘尚希对此表示，投资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，从短期看都是需求。扩大内需，要同时扩大消费和投资。但从政府来看，政府更多的是投资支出，消费支出还是转移性支出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
他表示，从经济循环角度看，投资和消费在逻辑上应当相互促进的。比如政府投资可以促进民间投资，但政府消费也可以促进公共消费，也可以促进私人消费。要从循环的角度考虑政府投资和消费二者间的关系。政府的投资、消费、支出，在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时，其作用会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。
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，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专门讲到投资要注重对人的投资，消费本身有利于人力资本发展。
“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形成合力，将投资、消费两者统一起来，应以人为中心，从人的需求出发来考虑问题。在现实中很多政府的投资，甚至很多源于公共服务是从项目本身出发的，如果真正是以人为本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价值观，转化为经济运行的逻辑和宏观调控的逻辑，转化为政策的逻辑，所有的这些政府支出都应当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。”刘尚希表示。
比如，人的需求有教育、健康、养老、流动；人在空间上的分布不断发生变化，产业在集聚，人口也在集聚，从这一点来看，围绕人的需求出发来考虑问题，就能看到投资和消费何为重、何为轻，发力点到底有何不同。
在他看来，政府投资消费要形成合力，从理论上讲要转向人本逻辑，在现实中的实践逻辑就是推动市民化。
不过，刘尚希也表示，当前，财政依然面临几个“不等式”：地方财政支出大于全国的财政收入；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于中央本级的收入；地方债务大于中央的债务。这三个不等式反映了当前宏观调控依赖于地方，因为地方支出占比极大，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，占86%；把一般公共预算和基建预算加在一起，地方支出占比达到90%。所以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体现在支出上，只有地方支出扩张，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、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变成现实。
“从财政支出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。现在财政支出主要看地方政府，中央政府占比比较少。现在要进行宏观调控，如果大量转移支付给地方，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不高的话，宏观调控的效率也受到影响，85%在地方，15%在中央，这个比例显然过低。我认为应该50%在中央，这样宏观调控才会让大家觉得更有信心，所以，这个比例关系还是要调整。”李迅雷表示。
财政政策仍有空间
当前，我国面临内需不足、外需不稳的困境，特别是特朗普2.0关税战打响以来，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仍存在一定冲击。
对此，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夯实增长信心至关重要。
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，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论坛（CMF）联合创始人、联席主席杨瑞龙表示，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，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的效果。
“当前物价比较低迷，特别是中美利差有一定差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降息空间不是很大。而需求不足、产能过剩的条件下，融资成本也不是决定企业投资的最为重要的因素，而是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问题。因此，财政手段相对比较快捷有效。因为完全有可能通过财政手段的启动来对提振投资信心、消费信心方面的作用相对比较明显。”杨瑞龙表示。
他表示，为了防止低效投资，应设立黑名单制度，让这些资金投向有效率的部门，高效使用的部门；另一方面，当前情况下消费制约的问题确实存在，所以，需要通过消费端，通过财政政策让消费这样的“慢变量”变成“相对的快变量”，也就是在财政中可以把刺激消费列入重要的环节中，通过投资端和消费端同时发力，出台一些消费端能够直接发力的、短期内可以有效的政策，从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来刺激需求，让经济能够可持续稳定地增长。
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政策来刺激投资和刺激消费御龙优配，包括扩大财政赤字的水平，通过财政支出政策，比如基础设施投资、消费补贴、社会保障、失业补贴等一些开支，这方面我国仍有空间。”杨瑞龙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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